计件工资制全面解析（1）

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普通百姓大部时间是被奴役着生活的。

在奴役时代，人的积极性和服从性是在棍棒压力下激发的，谈不上效率高低，保证按时完工的方式除了增加人手就是棍棒相加，因此，社会治理长期伴随着积怨和暴动反抗。

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方法激发员工积极性以提升工作效率是近100年来的事。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思维框架和方法，管理工作开始由人治为主的经验化管理向以法治为主的科学管理过渡。在工作积极性的提升方面，也逐步由暴力体罚、威逼利诱向通过激励制度提升员工积极性的方向转变。

这一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作为激励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薪资制度的演进正是随着这一转变而转变的，特别是计件工资制。

 

一、计件工资制源于交易，兴于劳工权益运动

按工计酬是一种古老的激励制度，是源于交易的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思维。

战国时期，秦穆公重用商鞅推行变法，赏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军勋制，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 、田一顷。每战之后清点斩获的首级数量，并以此记军功，这一制度即是按量计功的激励思维。留意一下你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对秦国在战争中杀人数量的记载比其他六国更详细，正是战后统计杀敌数量以定军功的缘故。

在商业领域，我国历朝历代重农抑商，朝廷用度都有官营作坊供应，百姓自给自足，商业并不发达。

明朝中期，官员贪腐严重，官营织造衰落，无法供应朝廷需求，开始通过“民机领织”的形式完成纳贡。由官府“选举殷实者”为堂长，充当包揽人，负责办置丝料，“分发小匠领造”，民间机户领回丝料，织完好交回包揽人。织机多的机户则招揽织匠。这大概是最早的外包制，这一做法繁荣了民间作坊，民间雇佣初具规模。

最初是计时工资制。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的《野获编》记述：“(苏州)里人郑濒……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丝织工匠“各有专能”，出卖劳动力，受人雇织而“计日受值”。“计日受值”即是按日付酬。

清朝时就有了计件工资制的明确记载。

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长元两邑同人公立的一块碑就记载了“计工受值”的付酬办法，这块碑的全名叫《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碑上记载：“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

可以看出，不仅按件计酬，还根据货物质量高下“为增减”。织工希望付出的劳工有尽量多的回报，机户（作坊主）也希望付出的工资也有尽量多的回报，“按日受值”下，各织工产出数量差异明显，从按“日”到按“件”是作坊主与织工争执和妥协下计量单位自然而然的细化的结果。

碑名中的“奉各宪”， 遵照各项法令；“叫歇”指叫停，也即罢工。碑记全名的意思是“遵照各项法令永远禁止织机匠罢工碑记”。刻碑的目的是：“.....铺匠相安。详请饬令，各相遵守......合行勒石永禁。为此示谕机匠人等知悉：恪遵宪禁，各安其业，毋得聚众叫歇悮工，致干照把持行市律究处，枷号示众。须至碑者。”雍正十二年（1734年），苏州城内的机匠不堪忍受作坊主的残酷剥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织匠罢工，织匠罢工不仅影响作坊主赚钱，也影响地方官纳贡，惊动了朝廷。这个碑记记录的正是这次织工罢工事件的处理结果，“ 饬行地方官勒石永遵”，警示相关人员遵照执行。

从碑记上看，官方是站在机户（作坊主）的立场上来维持秩序，这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仿，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立场开始转变，这种转变是由工人运动推动的。十九世纪以来各国劳工权益运动高涨，工人权益逐步得到法律保护，待遇也不断提升，压迫式管理不再合法，对管理带来更高的挑战。

在整个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的工作日往往是从日出到日落的，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为了争取权益，工人运动不断高涨。1827年至1832年间，工人的组织逐渐开始转向独立的政治活动。有五十多家劳工报纸支持的政治纲领，包括十小时工作日及限制童工的要求。到1850年，美国各大城市的大多数熟练工匠缩短到十小时。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万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决定，自1889年起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示威游行日，即现在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经过持续的工人权益运动，世界各国政府及法律的态度逐渐由保护资方利益转变为保护劳工利益。

在法律不允许暴力压迫且不断提高待遇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激励员工提升效率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为了有效管理，工场主根据需要制定了各种的薪酬管理制度，按日计薪的计日制、完成定量工作任务的任务制、承包一项完整工作任务的包工制、奖金制、补贴制、差别薪资制和计件工资制等。

计件工资制作为一项合法、易用且有效（但也极富争议）的一项制度，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工厂及现代雇工制的兴起为计件工资制创造了条件

在纯手工作业时代，人们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历朝历代重农抑商，商业规模一直不大，雇工规模较小，对雇工的管理也无方法可言。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技术发明，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催生了大量的工厂，现代雇工制开始兴起。

以纺织行业，传统手工作业方式下通常有四个主要加工过程：（1）轧棉，棉花采摘后先要去籽；（2）弹棉，将去籽的棉花加工到松软均匀的原棉；（3）纺纱，将原棉纺成纱线；（4）织布，将纱线织布。

在这4个主要加工过程中，织布是精细活，最费工，是瓶颈。1733年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飞梭（船形的木质小工具由织工在上面系上纬线后，从织机的一边推出，穿过经线后“飞”到另一边)。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发明，它开启了织布环节从（木制机械）机械化到自动化的革新进程，让机械从辅助性工具化的设备彻底转化为生产的主体，人的作业只是给机械喂料。

织布机械的改良推进织布效率提升了几十倍，一度导致纱绽价格大幅上升，通过之后，有很多工匠开始着手改良纺纱机。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将纺纱效率提升了几倍，并在随后改良中，又提升到了原来的几十倍。

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的“骡机”是这些发明的集大成者，它在水力纺纱机的基础上吸收了珍妮纺纱机的优点，1831年美国人约翰·索普（John Thorp）发明了环锭纺纱机，大幅提升了纺纱的效率。

在市场推动下，棉花种植地区的轧棉及梳棉机械得到大幅改良，1793年，在伊莱·惠特尼（1765～1825，美国人，轧棉机的发明者）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平均要耗费一个工作日。但自轧棉机出现后，一位妇女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轧100磅棉花。随着轧棉机的不断改进，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一系列技术改良推进纺织行业的效率直线上升。据《棉花帝国》统计，在18世纪的印度，纺纱工要耗费5万小时来纺100磅的原棉；

1790年，凭借有100支纱锭的“骡机”，英国纺纱工仅需要1000小时就能纺出相同数量的纱线。到1795年，凭借着水力纺纱机，英国纺纱工仅需要300小时就能完成。1825年后，利用罗伯特的自动“骡机”，时间缩短为135小时。

仅仅在30年中，纺织行业的机械化工厂的生产力提高了370倍。

这种情况下，手工作坊已无任何优势，棉纱生产的机械化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实体：棉纱厂。最初，这些纺纱厂建在河边，靠水力驱动。

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1769年注册专利）开始在纺织行业应用，纺纱厂不再受限于河边，开始在欧洲各地兴建。

机器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而且改变了生产流程本身的性质：机器开始规范人类劳动的步调。

随着机械化的普及，比手工作坊规模更大的工厂（工场）开始大规模出现，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制（股份制）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其中比较有名（臭名昭著）的是1600年就已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家庭手工业者开始大规模失业并逐步进入工厂，现代雇工制逐渐形成。

工厂及现代雇工制的兴起，为计件工资制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

 

三、劳工关系由奴役到契约的过渡推进计件工资制广泛应用

随着现代雇工制的兴起，员工关系对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

不过，对员工关系管理的研究是近一百年内的事。1927年哈佛大学教授梅奥应邀参与了于1924~1932年进行的霍桑实验之后，企业管理者开始关心员工关系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在这之前，由于阶级地位的差异，商业中的雇佣关系基本上是主仆关系或阶级奴役关系。奴役时代，激励产出的方式主要是暴力责罚，管理者的角色是监工。

役，指的是徭役，封建社会的百姓，除了以钱粮布等实物的方式交税外，还要承担由官府派给百姓轮流无偿出力的差事，包括力役、杂役、军役等，统称徭役。那个时代谈不上激励，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干活连工钱也不发。领工钱干活只是在小众领域，特别是明清时期才逐步兴起。

在历史上，短命的秦朝徭役是最重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工程，筑修长城、建阿房宫、修骊山墓等多个庞大的工程征用了大量的役工，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不过二千万，但被征役的人就有二三百万人。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长城，她丈夫万梓良就是在服徭役的时候累死的，死因应该不只是累，还有食不果腹、病不得医以及殴打役使。

明代的工匠制度完全是徭役性的，官营织造的工匠也不例外。这些到官府织造供役的工匠是通过匠户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形式编入各地织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即已经编入工匠，就名列籍士，终身不易更改；各地方织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即固定在局内生产。

直到明朝后期官营织造的活外包（当时叫“民机领织”）给民间作坊时，民间雇工开始大量出现。

据《江苏丝绸史》，明朝后期，苏南丝织行业不断分化，出现了丝织手工场主和出卖劳动力的机户织手，万历《野获编》亦记述：“(苏州)里人郑濒……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丝织工匠“各有专能”，出卖劳动力，受人雇织而“计日受值”。苏州无主的工匠每日“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黄溪之俗与苏州相似，“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南京则称为“站府”，每天清晨，城北机工站在马家桥，城南机工站在沙湾，等候雇佣。

苏南民间丝织业的分化，丝织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在世界范围看，直到19世纪，世界各国的奴隶制才逐步被废除，劳工关系才逐步由奴役关系过渡到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仍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压迫，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律主要保护的仍然是资方利益。

英国1823年的《仆役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明确允许“英国雇主可以将违反劳动协议的工人送到矫正所去从事苦力，最多可长达三个月”。

1833年6月英国一名10岁的童工埃伦·胡顿（Ellen Hooton）进入了历史，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暴力责罚之重。她被召到国王工厂调查委员会（His Majesty's Factory Inquiry Commission）面前作证，述说了自己的经历：机器来回移动的很快，她因跟不上机器的节奏而“断端”——来不及把线头的松散和断端快速连接上，被监工一周用皮带殴打两次，直到她“头和双手酸痛”。有一次，她迟到了，被监工严厉地责罚，他在她脖子上挂了一个16磅（约14.5斤）铁圈，让她在工厂里走动....

在普鲁士，整个19世纪，工人都可能会因为离职而被处以罚款和监禁，1845年普鲁士的《工业法》（Gewerbeordnung）规定：“未经许可也无合法理由离职，或是逃避责任，或严重不服从的培训工、助手和工厂工人，将被处以20塔勒的罚款或最高达14天的监禁。”
到19世纪末，随着工人权益运动的持续高涨，世界各国的法律天平开始向劳工方倾斜——法定最低工资开始在世界各地实施。

澳大利亚自1904年《调解仲裁法例》通过，开始规定法定最低工资。1938年，在罗斯福的敦促下，美国会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除了废止童工和确立每周40小时工作制，该法令还规定了联邦最低工资。荷兰在1968年确立了法定最低工资。在我国，1936年中华民国曾经公布《最低工资法》，因为战争而没有真正实施，新中国成立后，于1993年开始引入以地方政府主导为主的最低工资制度。

至此，雇佣关系由最初的暴力奴役彻底转向经济契约，法定最低工资制等系列法律的出台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落到实处，也将劳工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劳方的利益开始得到尊重。但劳资双方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员工积极性不足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严重，特别磨洋工问题严重。

计件工资制作为合法、易行且有效的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推行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及其极力倡导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将计件工资制推到了当时（1900年前后）管理制度的最前沿。

泰勒的“差别计件工资制”与普通计件制有何不同？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这一点下篇详述，敬请期待。

小结

薪资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的演进适应了雇佣关系从奴役压迫到求其主动的转变，也引领了管理工作从经验化向制度化的转变。

从计时制到计件制，不是从一种工资制到另一种工资制的转变，而是付酬计量单位从按月到计日、再到计时、最后到计件的计量单位越来越小的渐进式演进，就像工业中的长度计量精度从米到厘米、毫米、纳米的演进一样。它是在劳资双方争利、妥协过程中，交易模糊空间越来越小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管理颗粒度越来越小的必然。

社会环境一直在变，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和未来。

（文章来源：生产管理心得 | 班组长车间主任）